第143章 让我无法释怀的朱令案 (第1/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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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至1995年，清华大学女生朱令被人投入重金属铊盐而中毒。后因误诊，延误了治疗时机，造成终生残疾。朱令不仅失去了锦绣青春和远大前程，也不再拥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。但她从未被社会遗忘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其案情就会被重新提起。人们欣赏她的才华与美丽，痛心她的遭遇，更希望找出凶手，揭露真相。

然而，此案令公众不解的是，无论警方、校方还是医方，似乎都在有意回避着一切细节、证据与责任。他们既不愿面对公众，也不愿面对朱令的家人。这使本来就不多的证据、证言、背景信息在各种渠道的各种方式传播中，越来越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污染。朱令案由此就像一个黑匣子，被层出不穷的说法所裹挟，依旧扑朔迷离。

某种意义上，朱令案更像是中国社会在信息不透明前提下，不断极端化繁衍的一个缩影，对其讨论与追问都失去了本应有的公共原则。一方面，一些人认为，案子破不了，必定有权力干预和见不得人的原因;而另一方面，社会越开放，核心信息却越封闭;利益越多元，推论也越独断;很多人都坚持怀疑，却不肯怀疑自己的怀疑。罪犯仿佛触手可及，真相却依旧遥远。

面对这起至今疑点错综复杂的疑案，我们的职责是，经过努力，去尽量接触与辨识能辨识到的事实。在核心信息源一律封闭的前提下，我们当然不可能寻找到真相，但我们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信息链，以这些信息链丰富这个事件的记录。在我们自己寻找的信息链基础上，我们想讨论的是这桩疑案的公共责任问题——因为我们很少讨论自己对于公民社会所应有的责任。

在我们看来，这责任应该由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：首先是质疑的权利，质疑是社会监督的基础，没有社会监督，公器就难有它应有的公信力。但质疑并非冷酷的定罪，质疑更不能发展为私刑。“疑罪从无”的原则可以避免更多的冤案，无论如何都比按可能性逻辑来定罪进步。

现实中的无能为力，放大到网络上，自然会产生“可能性逻辑”下的论战与激愤。只是，可能性有千万种，而确定性只有一种。如果按照可能性逻辑来定罪，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只有想不到的罪名。正因为如此，“排除合理怀疑”才会成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，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确定性，唯有依靠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，形成闭合的证据链。

蛛丝马迹：朱令案何以为悬案？

(本文原载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3年第20期封面故事《朱令案延伸的18年追问》)

起点：立案时间

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，在铊中毒专家陈震阳教授的记忆中是“1995年4月29日”，他在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完成了这个检测。虽然时隔多年，陈震阳对于日期还是很笃定。铊检测并不是常规项目，陈震阳也是因为早年间有一个关于铊的研究项目，才购置了专门的设备。他说：“我们的课题从1983年做到1988年，做完就收摊了，课题组也散了，设备也封存了，我也不知道朱令的家人怎么会找到我，不过那些东西都还在，找出来就能用。”

警方正式介入，根据北京市警方的公开声明，是“1995年5月5日”，“清华大学保卫处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”。负责这个案子的是北京市公安局14处，后来改名为文保处大学一处，职能范围没有变，依旧是处理高校案件。陈震阳第一次见到14处的办案警察李树森是1995年5月，“过了‘五一’之后，具体记不清了。”他回忆说，李树森来到他的办公室，一开始就问他“跟朱令是什么关系，为什么会做这个检测”。问话的语气起初有些不客气，陈震阳说他还有些不太高兴，不过谈话进入关于铊的正题之后就好了。“他的态度很谦虚，对我说话也很尊重。”这是发生在中国高校里的第一起铊投毒案，也是有据可查的中国范围内的第一起铊投毒案。作为14处的警察，李树森和他的同事们办案必须从零开始。虽然本刊记者在2013年5月8日打通了李树森的电话，但他客气又坚定地拒绝了采访，不肯透露那年的任何细节。他说：“我只是个普通的民警，这个事情不能由我来发表意见。

”陈震阳第二次见到李树森是两年后，1997年5月。这次也是李树森主动来找他，不过不再是请教铊的知识，而是希望他能“帮忙做一次检测，确认北大的一名学生是不是铊中毒”。陈震阳这才知道，继清华之后，北京大学也发生了一起铊投毒案。1997年5月18日下午，陈震阳到301医院参加了对北大学生小陆的会诊，当天17点30分，他对小陆样本的检测结果出来，确诊是铊中毒。这桩投毒案中有两名受害者，另一名受害者小江在中日友好医院救治，陈震阳没有参加他的诊治，也没有见过他，只是在5月19日检测过他的样本，同样是铊中毒。陈震阳对北大案件的参与也到此为止，办案警官李树森并没有给他透露更多案情。陈震阳能够确定的，是这起投毒案警方介入很早。5月17日小陆和小江分别到301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就诊，其中，投毒者王晓龙陪同受害者小江就诊时，对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承认了是自己投毒，医院的保卫处当即扣住了他，然后通知北大保卫处，北大方面把人领了回去，向警方报案。5月18日，14处的警察从北大带走了王晓龙。

至于高校中的第三起铊投毒案，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，陈震阳并不清楚。他本来要在1995年5月正常退休，刚好朱令的检测找上门来，单位就让他把后续研究做完，延长了几个月才正式退休。1997年北大投毒案的时候，李树森再来找他求助，陈震阳觉得完全是因为朱令案的关系，虽然他退休了，还是被当成“铊方面的专家”。但是2007年这个案子，发生在中国矿业大学的徐州校区，接手的警察也不是李树森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14处，而是徐州市公安局。本刊记者寻访到了徐州警方的办案人员，他们与李树森的态度完全不同，对案件情况尽可能做了详细回忆，唯一的要求只是匿名。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，2007年6月1日，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的3名学生出现不适症状就诊，其中一名学生被家长接回石家庄诊治，6月10日在北京确诊为铊中毒，当晚徐州市公安局就接到报警，介入调查。

从三起案件的反应速度比较，北大的案件最迅速也最特殊，因为投毒者自首了。其次是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，受害者在出现异常第10天得到确诊，当天晚上就报了案。最令人扼腕的只有清华的朱令案，“1995年5月5日”这个报案时间，距离朱令确诊铊中毒时隔一周；距离朱令1995年3月3日身体突然不适、3月9日到协和就诊，时隔两个月；距离朱令1994年12月下旬第一次出现相应症状到同仁医院就诊，时隔近5个月

朱令的家庭生活情景之一：母亲在为其梳理头发，父亲在准备早餐

陈震阳记得很清楚，李树森第一次来找他的时候，“问了很多问题”。“他想了解铊中毒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中毒的途径有哪些?要提取什么样的物证来化验?是饭碗、水杯还是别的?时间过了这么久，还能不能从物证上检测出来?”借助这些问题，可以尝试着来反推当年警察的办案思路：既然确诊是铊中毒，那么就要先找出中毒方式，才能确定是自杀、意外还投毒；要找出中毒方式，就必须了解铊的特性，铊是什么？可以通过什么途径作用于人体？不同的途径如何通过物证来验证？

铊是什么很容易回答，这是一种1861年发现的金属元素，符号是tI，英文名是thallium。常以化合物的形态出现，属于高毒类物质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被广泛用于电子、军工、航天、化工、冶金、通讯、医学等领域，在工业上主要用于制造光电管、合金、低温温度计、颜料、染料、焰火等等。铊也广泛存在于铁、铝、铜、锌等矿石中，会在开采与冶炼过程中释放出来。

铊中毒的途径要复杂许多，陈震阳记得，他当时很详细给李树森做了介绍，铊中毒一般有三种可能：“第一是通过呼吸系统，在高温或者密闭环境下吸入中毒;第二是通过体表接触，被皮肤吸收中毒;第三是通过消化系统，直接摄入中毒。”可是朱令具体是怎么中毒的，陈震阳并不能通过标本检测给李树森唯一笃定的答案，他只能用排除法形成一个推论，首先排除吸入中毒，“因为朱令不具备这样的中毒环境”;然后排除体表接触，“很早以前西方曾经把铊用在脱毛剂里，发现副作用之后迅速停止，朱令的生活中用不到这样的产品”。陈震阳记得李树森提出了一个假设，“他问我，如果雪花膏里含有铊，会不会通过涂抹导致中毒?”陈震阳给的答案是“可能性不大”，理由是“朱令的样本检测里，铊含量的浓度太高了，铊是可以通过人体的新陈代谢每天排出一部分的，朱令已经中毒那么久，还经过了几次换血，体内的铊浓度还那么高，不太可能是体表摄入”。因此，剩下最有可能的一条中毒路径，就是通过消化道直接摄入，“是吃进去的”。

1997年5月北大的投毒案，李树森再次找到陈震阳的时候，没有再问过这些抽丝剥茧的问题，投毒者王晓龙自首，清晰详细交代了整个投毒过程。王晓龙的一审辩护律师马朗宁差不多都快忘了这个案子，他根据相关材料，才慢慢回想起来，告诉本刊记者：“庭审的时候，王晓龙对投毒过程的供述很详细。”按照王晓龙的庭审供述，他对小江和小陆两名同班同学的投毒过程并不一样，他的报复目标是小江，动机是复杂的同学感情，针对他一共投毒三次，分别是1997年4月30日早上、5月10日上午和5月15日上午;投毒方式都是把碾磨成粉末的硫酸亚铊偷偷下到小江的水杯里。在4月30日第一次投毒的时候，王晓龙为了观察铊盐的毒性，在自己的宿舍里找了一名实验对象小陆，因为小陆有每天冲奶粉的习惯，他的奶粉刚好也放在桌上，王晓龙就把更大剂量的硫酸亚铊粉末放到了这袋大约只剩1\/4的奶粉里。经过警方的封存取证，在小江的水杯，检测到了铊的存在。

北大的案子毕竟是例外，到了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，警方的调查其实面临着和朱令案一样的迷雾。参与办案的警察告诉本刊记者：“从石家庄得到铊中毒的消息之后，我们已经开始怀疑这可能是一起投毒案，只是需要寻找到毒源来确认案件的性质。现在还能在我的笔记本上找到当时确定的思路：寻找毒源，了解铊的性质，抢救药是普鲁士蓝，找化学专家、农业专家等，物证检验。”50名侦查人员兵分三路，一组赴北京、石家庄了解中毒者病情，并让他们回忆有可能下毒的人是谁;一组现场勘查，提取宿舍一切物品;一组把提取物连夜送到南京检测机构送检。“这个案子是在学校发生，比较敏感，我们接到消息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6月10日晚上了，那一夜我们都没有睡。当天晚上马上封存了学校食堂，把当天的饭菜、调料、碗筷、桌椅等300多样物品做了样本提取，连夜送到南京做检查，检测出结果随时通知指挥部。”

“这些样本中并没有检查出有毒物质，我们很快把重点转移到宿舍，对宿舍同一楼层的其他同学提取了指甲、手的擦拭物等的样本，对于中毒宿舍的其他同学，要求学校安排其他宿舍，保护受害人宿舍的原状。”“你不知道毒源在什么地方，房间里面的东西非常多，水壶、饭盒、茶杯、衣服、挎包等能吃到能沾到的地方都做了样本提取，对所有物品做照相、固定、封存、取样，这个阶段宿舍的东西是别人不能动的，要做备检，因为样本取走一批，如果不够，还要再继续提取。”“当时和宿舍的同学谈话配合我们检查，让他们把抽屉柜子打开就不允许他们再继续动了，可以站在旁边看，但是不能拿走。”“我们是分片分段地提取，墙面上、地板上的附着物也要做提取，因为你鞋可能踩到了什么地方也会提供线索，是投毒还是污染等等，我们要考虑案件的性质。”“我们取证就几种方法，一个是抖，抖到物证袋里;还有一种是潮湿纱布擦拭，干的放在纸袋子里，湿的放在小器皿里，如果是作案当天取证，手上稍微有一点点我们也可以检测出来。”

“现在还能想起来当时宿舍的摆设，外面一圈儿是床，中间是书桌，杯子和碗放在上面，男同学不是太讲究，杯子、饭盒也不是太干净。”——凡事皆有利弊，这种“不讲究”反倒替这桩投毒案固定了证据——“中毒最严重的一个同学的杯子里还有剩余的水，正是在这里检测到了铊，浓度比较高。”这是一个转折点，有了这个发现，徐州警方“才可以确认中国矿业大学案件的性质，这就是一起投毒案”。

在北大的案子里，王晓龙并不希望小江真的出事，他在1997年5月16日发觉小江的发病征兆，5月17日主动打车送小江去医院，在出租车上甚至主动承认是自己投毒报复，愿意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，希望获得原谅。小江也原谅了他，最初只跟医生说是自己误服铊盐，医生不相信，王晓龙情急之下，才说出是自己下毒。如果王晓龙没有这样复杂的情绪，如果他只是个冷血的凶手，在小江和小陆像朱令那样出现怪病征兆的时候，以他化学高才生的资质，有足够的时间去毁灭证据。就在5月17日决定打车送小江就诊之前，王晓龙先去了一趟实验室，已经从容地藏匿了铊盐、称重的天平和碾钵。

回到1995年的朱令案，抽丝剥茧的推论并不能让李树森看到太多光亮，当他向陈震阳请教，应该到朱令的生活环境中提取什么样的物证、现在物证上还能否检测出来残留毒物的时候，陈震阳的回答是令人沮丧的。“我跟他说，铊极易溶于水，无色无味，时间过了这么久，如果是投毒，要提取物证可能已经很难了。下过毒的杯碗，用水多洗几次，就干干净净了，就像你冲一杯糖水，多洗几次，就全部洗掉了。”

即便不考虑朱令被耽误的那些治疗时间，从1995年4月29日确诊，到5月5日报案，这中间已经隔了一个“五一”节，清华大学并没有像中国矿业大学那样，第一时间封存宿舍的相关物证。这期间发生了什么，朱令的家人相信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失窃案，没有任何钱财丢失，除了朱令的装洗漱用品的小篮子，朱令的家人手中有一份失窃物品清单，可是，我们无法从李树森那里得到关于此事更细致的印证。不管失窃是否存在，警方的努力，目前看来只能让他们排除朱令是自杀和误服铊盐的两种可能性，剩下的可能性只有投毒。从朱令1994年12月底的第一次发病，到1995年3月的第二次发病，毒到底下在哪里？依旧是个谜。

追踪：毒物来源